0次浏览 发布时间：2025-07-24 18:00:00
阮夕清在无锡清名桥古运河边的老家 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聂阳欣
1998年，陈国良在华夏第一公园摆摊卖旧书。他本是超市保安，父亲工作的工厂倒闭，分到一些图书，因此得了收售旧书的机缘。陈国良有些生意头脑，懂得避开书摊扎堆的南禅寺，去学校门口高价售卖人文社科书，又去公园卖武侠言情小说和连环画。他还懂人情世故，跟公园倒腾营生的人混熟，偶尔能搭上收书的线索，更多时候是被蹭饭。
当陈国良和公园的一伙人在同张桌子上吃饭、举杯相碰时，他看着面前的纸杯，心生感想。“杯软，不堪一握，没法真的碰，轻触即放。这杯让他想起纸马、纸人、纸房，不像给活人用的，胸口便弥漫起无边的荒凉。”至此，陈国良的形象突然超脱出超市保安、旧书商的职业身份。
以上是小说《华夏第一公园》中的故事，收录在阮夕清2025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《燕子呢喃，白鹤鸣叫》中。阮夕清擅长写庸常生活中的抽离时刻，当一个人从现实抽离，他的底色就显现出来了。他小说的主人公普遍有一种忧郁和敏感的气质，在情节和言行上看不出来，只在这些时刻暴露。“他不需要总是表现出柔软，只要有那么一个点，即便再粗狂，即便说脏话，他的柔软也藏不住。”
老同学宋小东偷窃被抓后，尽管不熟，陈国良还是上前解围，甚至帮他解下绑住双脚的鞋带，带他去吃饭。陈国良惊讶地发现，原来宋小东也在公园混，他们成为“混在一起”的关系。日子照常平淡地过下去，宋小东介绍了几桩收书的生意，都做成了，最后一桩却在一种诡异的气氛中落空。
陈国良走入收书的棉纺厂，厂区安静极了，“车间空空荡荡，如一座人与物完全消失的候车大厅。”陈国良发现跟着去的人都在凝视宋小东，“同时从三个方向看他，却不是惯常的表情，有一种被夺了舍的怪异。”自此之后，宋小东消失了。陈国良问起来，其他人才告诉他，宋小东原本的计划是杀了他，拿走买书的钱。陈国良突然清晰地意识到，自己原来是一个与危险擦肩而过的“幸存者”。
阮夕清笔下的生活像他的人物一样，平实中暗藏锋芒。他对生活有一种不安全感，事故、意外、他人的恶意，每个人都可能会遇上。“几年前有一个词语‘时空伴随者’，像个科幻小说一样的词语，与感染病毒的人在同一时空网格里停留过，你就有被感染的风险。”
平安无事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也不知道原本可能会发生什么。阮夕清觉得生活也像文学一样存在“冰山理论”。“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对生活有掌控，其实没有，生活也暗藏无数座冰山，当你看到其中一角的时候，背后是巨大的暗影。”
《燕子呢喃，白鹤鸣叫》
陈国良的故事来源于阮夕清的真实经历。1990年代，无锡的一些国营工厂接连倒闭，阮夕清得到父亲从之前工作的棉纺织厂带回的一批书，又去南禅寺的旧书摊、新华书店的打折区等渠道收书，然后到无锡师范大学门口摆摊。宋小东也有人物原型，现实与小说的区别在于对方没有动杀心，只是想“抢”一笔钱。
亲历的真实使得阮夕清笔下的生活展现出细腻的纹理，人物之间市侩的拉扯、利益的计较和微妙的人际往来全部展露出来，作为一种被记录的日常，不带讽刺和审视的意味。有时候稍微提一句，人物的处境就变得具象起来。例如在小说《窗外灯》里，许荣生不愿见客，隔壁邻居却热情洋溢地对来访者说，“夫妻俩都在家呢，可能在房间里看电视，你用力敲。”
“很多文学作品都会对生活进行选择，过滤掉很多东西。而我想还原出生活最真实的一面，人性的阴暗面相同，我在自己身上反观其他人，在其他人身上反观自己。”阮夕清把自己定义为生活的参与者而非制造者，他更想用一种棋子的视角去看待整个棋盘，而不是做一个操控棋局的人。
阮夕清经历过许多职业。1995年从职高毕业后，他被分配到无锡第一百货当收银员，每天在小格子间里坐8个小时。他受不了，转而去商场的儿童世界、男装部当营业员。因为长得高，面相严肃，他在1996年当起超市保安，直到1999年。在他人生前期的职业生涯中，这几乎是干得最久的一份工作，也是体验最丰富的。
“这是一个有情绪张力的岗位。”阮夕清负责看守超市后门的进货通道，拦住想要从这里出去的顾客。但后门靠近厕所，他的职责对抗的其实是人的生理需求。冲突最激烈的一次，一个老先生当场脱下了裤子。
科长批评阮夕清不会灵活处理，他后来把握了要义，“如果是老人家，东西放一下就去吧。年轻人，脾气臭一点的，要跟我吵的，那也去吧。”阮夕清原本觉得没人会夹带东西，“超市里没什么好偷的”，直到他在厕所看到各式各样拆开的包装纸，有火腿肠的、巧克力的。
阮夕清还当过城管，这是一个字面意义上鸡零狗碎的工作。第一天上班，菜市场有个没有登记的老太太卖鸡，巡逻队让她去城管中队交罚款，老太太把八只鸡甩在阮夕清怀里，给了他一个措手不及。
另一次，巡逻队抓到摆摊卖小鸡仔的人，没收了装着几百只鸡仔的竹笼，让商贩交完罚款再来领。四天过去，商贩还没有来，鸡仔已经没了声音。队长让阮夕清处理死去的鸡仔。他抱着竹笼走到垃圾桶旁边，掀开竹笼，密密麻麻的尸体散发的恶臭气息扑面而来。他放手，几百个黄色的肉球将垃圾盖了一层。
让阮夕清印象最深的是一个骑摩托的文身男人，他用绳把一只狗拴在车后拖行，狗经过的地面留下一道清晰的血痕。分队长带着阮夕清将男人喊住，“你要不把狗扔掉，要不一棍子打死。”男人一脸憨厚地看着他们，松开了绳子。狗嗷呜一声，钻进了灌木丛。过了很久，草丛依旧在晃。
停止写小说期间，阮夕清短暂地开过一间名为“卡夫卡”的书吧 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聂阳欣
频繁变动的工作没有让阮夕清感到生活的压力，他害怕的反而是确定的一成不变。他第一次感受到苦闷是在读职业高中的时候。17岁时，他就知道自己将来会分到哪个岗位。像轨道般清晰的人生，铺陈着同一套价值观。“无锡是工商业城市，商业精神是底色，凡事讲究‘有交易’‘唔不交易’，意思是有没有好处，工作、收入、家庭，一切都可以放入这套价值观下衡量，可以有量化的指标。”
阮夕清想要逃脱确定的价值观，他寻找突围的方向，例如听摇滚乐。“那时流行港台音乐。广播里放唐朝乐队的歌，同学们说，怎么有这样神经的歌曲？但我喜欢听，它打破了我身边所有人共同建立的审美秩序。”
阅读也是一种突围。职高有一间图书馆，虽然破旧，但书类齐全。阮夕清借的第一本书是加西亚·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，原因很随意，因为他喜欢《笑傲江湖》里的独孤九剑。可是读完后，阮夕清的世界里多了一个潮湿的马孔多，像开启了一片隐秘的版图。版图足够宽阔时，他便拥有从现实秩序中短暂抽离的属于自己的空间。
在这个空间里，有一个稳固的角落属于《简爱》。小学的时候，母亲给阮夕清买过一本插图本的《简爱》，阮夕清清楚地记得其中一个画面。简爱在慈善学校的朋友海伦感染伤寒，被单独安排在一间房间里。夜晚熄灯后，简爱悄悄溜出宿舍，去看望海伦。画面上，两个女孩穿着睡衣躺在一张铁床上，盖着一床大被子，相拥入睡。第二天醒来，海伦去世了。“在这一页里，有友情、安慰、疾病、孤独和死亡，却一句话都没有写，两个穿睡衣靠在一起的小女孩，让人不惧怕死亡。”
电影《简爱》剧照
但阮夕清没办法脱离既定的现实轨道，小说《运河铁人》中的张建国重叠了阮夕清青春期的苦闷。张建国一边旁观着父亲下岗后谋生的动荡——去运河捞废铁、跟出租车跑车，一边等待着自己的落定。他不耐烦谈工作分配的事，“解释来解释去，总归是营业员，总归是卖东西的。”被调到保卫科后，建国看着落下的泡桐花愣神，“地面仿佛布满了涂上紫药水的伤口”。
现实中的阮夕清开始失眠，17岁的时候困意偶尔消失，30岁后状况加重。他不想去看心理医生，通过朋友的关系去了一间农业疗养站。从精神病院出院的病人，如果没有做好被家庭接纳的准备，就会先送到这儿来过渡。“我想看看自己跟有精神障碍的病人之间有什么区别。”
在农业疗养站，有一个男人与阮夕清年龄相近，他的精神崩溃源于一次偶发事件——上班打卡时，打卡机缺少墨水，打印痕迹很淡，车间主任要算他旷工。男人争辩，他明明就在工位上，可是同事不愿帮他证明，主任也不改口，最后打闹起来，男人被分管经理开除了。阮夕清一下就明白了症结，“他的存在仿佛在那一刻被剥夺了。”
另一个女孩的失常找不到缘由。阮夕清回忆：“她原本就性格内向，不怎么说话，在工厂流水线上工作三年后，突然不说话了。父母打她，也不说话，找大师看过，也不说话，于是被送入精神病院。”
阮夕清确定了两件事，“第一，我没有真的遇到精神障碍问题。第二，人随时可能遇到问题。”他既看到了自己与精神病人的不同点，又看到了他们的相似性，他们是有些软弱的、内向的、“自己跟自己说话”的普通人，悲伤无法通过向他人诉说来排遣。这样的人，要如何面对看似坚固的生活倒塌？
阮夕清老家窗户外的树，也是小说《运河铁人》中张建国半梦半醒间凝视的树 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聂阳欣
阮夕清笔下的人物总是在失去，失去既定的生活，失去所爱的人。失去之后，人依然要继续生活，“有的生活从得到开始，有的生活从失去开始，失去是常态，跟得到一样。我们如何面对不断失去的生活？用什么来支撑不断失去的生活？”
在阮夕清的小说《八音枪》里，失去孩子的张广青不断踏上旅程，去见跟儿子同名同姓的那些人，了解他们的人生轨迹。他仿佛把这样的行为看作复习悲伤的游戏，“悲伤成为他保全内心的一种方式，他接近一个又一个张先骏，告别一个又一个张先骏。”相比之下，前妻处理失去的方式是跟张广青离婚，与另一个人重新进入婚姻，生育子女。
“就像电视剧《漫长的季节》的结尾，年迈的王响冲着呼啸而去的火车喊，‘向前看，别回头。’”阮夕清对这个情节既欣赏，又心存犹疑，“人应该向前看，但有的人就是没办法向前，一直停留在过去。”
母亲去世后，阮夕清有一周时间都在网上搜索母亲的名字，看那些跟母亲同名同姓的人，她们是谁，在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。她们之中有护士，有村支书，有通缉犯。多段平行的人生因为一个名字仿佛有了一些交集，阮夕清用这样看似没有意义的举动延缓内心的失去感。
阮夕清还去尝试了“关亡”，一种旧时流行于华东地区的巫卜风俗，通过“通灵”的“关亡人”与已故的亲人沟通，即“关亡人”扮演亡者的鬼魂与家属交谈。阮夕清抱着理性的态度去，没有得到超现实的体验，但他在等待的人群中排队入场时，看着各式各样来“关亡”的人，忍不住思考“关亡”对他们的意义，于是有了《讲苏州话的人》。
这篇小说里的父子也叫张广青和张先骏，他们分别失去了妻子和母亲。张广青发现五年级的儿子开始失眠，精神萎靡。他还可以在深夜无声饮泣，但儿子哭不出来，只是面无表情地枯坐床头。妻子出意外之前，儿子恰好与她爆发了一次冲突，再没有和解的机会。张广青想到了去“关亡”。
“关亡人”林阿婆用妻子的苏州口音跟儿子唠叨家常，叮咛课业，解开了先前的心结。阮夕清写道，张广青“想起给林阿婆打的那通长电话，整整一个小时，难为她记了那么多”。阮夕清写神秘久远的风俗，却并非故弄玄虚，他是那种会揭开所有谜底的说书人。张广青想到“关亡”，不是出于对鬼神之术的迷信，而是洞悉了人心里幽微而难以启齿的愧疚。
存活的人依靠对亡者的想象走出悲伤，无法放下一段消失的关系，阮夕清发觉这也是人的软弱。“人很害怕自己是一个真正独立的人，所以会强调社会、强调家庭、强调在群体之中。可是，你缔结的关系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坚固。”
阮夕清在读者的建议下，开班教中小学生阅读和写作，培训班里设有阅读区 图/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聂阳欣
阮夕清警惕关系，也警惕自己与人群的关系。就像陈国良坐在公园的众人之间的感受：“当你觉得熟悉，总有一句话或一个表情恰到好处地提醒你，保持好分寸；当你觉得应该远离，又有一种习惯甚至依赖，把你适当拉回。”就像在职业高中的时候，阮夕清想要逃离同一套秩序、同一套价值观。人在群体中容易消失自我，如博尔赫斯“水消失在水中”的比喻。
人又往往被放置在群体性特征中让他人认识。阮夕清困在外表之下。无锡作家徐向林写道，阮夕清给他的印象是“农民工”，“高大魁梧，虎背熊腰，脸庞黝黑，背着旅行包，低垂着脑袋，揭不开锅的样子，似乎在赶往某个工地的路上。”外表遮蔽了他内心的细腻。
他也困在职业之下。阮夕清教中小学生阅读写作，算是独立的语文教师，得到家长的夸赞。他起初很高兴，后来发现大部分家长对机构老师都是一样的夸赞，无论良莠。他意识到这是对一个岗位的群体性评价，“职业轻易地剥夺了个人的价值感。”
阮夕清“不想让自己的主体性被吞没”，像他父母一样过一种重复的生活。他的父母不善于自我表达，他们经历过知青下放，调回城市成为工人，又在下岗后平静地接受了停车场保安、保洁的再就业。他们平日在家只有两种交流，“一是公共语境下的内容，工厂、新闻、国家，第二是家庭日常，父亲会说，‘明天烧排骨吧’‘天冷了’，他不会表达自己的喜好，也不分享感受。”
1999年，23岁的阮夕清在独处的沉默中开始了写作，写下翌年发表在《小说界》的《道家昆虫学》。他追求语言上的形式感，意象丰富，引文驳杂，显示自己的文学功底。小说内容也都取自见闻和阅读，“就像一个刚看到世界的孩子，迫不及待要把自己看到的东西告诉别人。”
2009年，阮夕清发现越是想成为作家，越不知如何用力，也难以形成自己的风格，他停止了写作。
2019年，许知远去无锡录制《十三邀》，原定的客串嘉宾临时有事，阮夕清代为出镜。他自觉在镜头前的样子过于束手无策，幸好节目中全删了。但许知远问他的一个问题，把他困住了。“刚聊到你之前写小说，后来停了。停了大概有十年了吧？后来为什么不写了？”他给不出答案。最后，他决定通过继续写来寻找不写的答案。
现在，阮夕清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写作者，放下对作家身份的执念。他会故意反复修改一个句子，直至它呈现出朴素、粗粝的质感。“我觉得真正的文学性不在于词，而在于你对一个普通生活意象的发现，以及惯常行为节奏里某一时刻的感知。这些时刻是属于你自己的生命体验，哪怕它微不足道。或许恰恰是因为它微不足道，所以它只属于你。”
他在写作中重建自己，“这是一个叫阮夕清的无锡人，人到中年的生活表达。”
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聂阳欣
责编 周建平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