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土与异地：清代词风生成之地理机制

文学创作是个体性、集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，需要在一定的文化生态中展开。中国地理空间辽阔，在不同地域生成的文学，会受到当地自然环境、风俗习惯、人文风貌的影响，从而具有地域特色。不同的时代与不同的文体，地域性又各有不同。作为词史的第二个高峰，清词亦具有突出的地域性。清代词风发生、演变的过程中，本土地理与异地地理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一

本土地理，系指作家籍贯地与生活地之自然、人文环境。清人况周颐《蕙风词话》曾从地域的角度，论述宋金词之不同：“宋词深致能入骨，如清真、梦窗是。金词清劲能树骨，如萧闲、遯庵是。南人得江山之秀，北人以冰霜为清。”况周颐就宏观的南北分野论词，着眼的即是自然地理对词体的影响。况氏提及“江山”“冰霜”，重在地貌、气候，除此之外物产等地理元素也值得关注。比如清代岭南词雅健之风为人称道，这种风貌由多种因素促成，其中岭南植物尤其是木棉花的特殊美感颇为重要。木棉枝干高大，花朵如杯，望之似火，号为英雄之花，是岭南文化与岭南精神的绝佳象征。这种浩然刚正之美，又积淀于粤人的审美心理中，从而影响了岭南文学，促成了岭南词中的雅健之气。岭南词中许多高昂之作，正是因咏写木棉而起，这不是偶然。试读黄丹书《满江红·木棉花》上阕：“焰焰烧空，谁栽遍、水村山郭。人道是、祝融行处，牙旗参错。赤羽一行摇白日，彤云万朵扶青崿。笑纷纷、桃杏斗春妍，都纤弱。”其格调与一般的咏花之作大不相同。风物影响了审美，审美影响了文学，这是典型的自然地理对清词熏染之案例，并不仅仅是题材问题。

在人文方面，某地域之文化传统与艺术氛围对文学有所渗透，词人潜意识中会趋于认同本土的词学传统。清初浙西词派朱彝尊等推重宋人姜夔、张炎，提倡醇雅，从词史的演变看是为了矫正明词绮靡之风。不过，宋词有多种风貌，可矫正词坛陋习者并不仅姜张一体，朱彝尊的审美主张实与本土词学传统有关联。在宋代词坛，姜、张一派词人与浙江有密切关系。朱彝尊《鱼计庄词序》曾说：“在昔鄱阳姜石帚、张东泽，弁阳周草窗，西秦张玉田，咸非浙产，然言浙词者必称焉。”其中姜夔及张辑虽非浙人，然常居浙地，多有流风遗存。周密、张炎祖籍虽非浙江，但先人早已迁浙，其实可以视为浙人。可见朱彝尊之所以推重姜张，离不开地域词学传统的影响。

自然与人文对清词常有叠加影响。比如浙西词派之发展，除了人文原因，与地理环境也有关系。清人薛时雨《梅里词辑序》云：“浙西多词家，而盛于嘉禾。其地本水乡，烟波渺弥，极鱼蟹菱藕之饶，而城南鸳鸯湖澄莹如镜，尤占其胜。水泽之气，灵秀钟焉，故词人往往杰出……夫竹垞、秋锦、耒边为词苑大宗，尚矣。乃其同里诸彦，亦各能以幽微窈眇之思，空灵婉约之旨，沿浙西词派，流为嗣响。岂独渊源有自，抑亦其风土使然欤？”嘉禾即浙江嘉兴，朱彝尊（号竹垞）之故里。在薛氏看来，此地之“风土”影响了朱彝尊的审美心理，是其弘扬姜、张词风的内在原因。同时，“风土”也塑造了此地词人相近的艺术倾向，故而文学主张较为接近。浙西词派在初期多为本土词家，其发展壮大正与“风土”相关。

二

异地地理，指作家籍贯地与生活地之外的自然、人文环境。对于绝大部分文学家来说，或长或短都会有流动之经历。地域流动带来了创作空间的转换，词人离开本土，充满新鲜感、陌生感的地理环境会影响其审美情趣，从而导致词作题材、风格的新变。

就清词而言，北人南下、南人北上、南北内部以及东西部间词人的流动，皆不乏其例。由于清代词人中南人占绝大部分，因此南人北上引起的词风变化最需注意。以清初为例，当时崇尚辛弃疾者众多，雄壮词风盛行一时。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，词人需要借“稼轩体”一抒愤懑之情，这为学界熟知。但除此之外，地理因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，对此则少为人提及。若考察创作主体和创作空间，我们就会发现，不少南方词人词风本较婉约，而一旦北上则趋于阳刚，发生明显转变。其中游历西北、东北者尤多。前者如曹溶，曾任山西按察副使，其《永遇乐·雁门关》上阕云：“眼底秋山，旧来风雨，横槊之处。壁冷沙鸡，巢空海燕，各是酸心具。老兵散后，关门自启，脉脉晚愁穿去。一书生、霜花踏遍，酒肠涩时谁诉。”格调沉雄。至于东北，其为流放之所，故词人多因流放至此。如丁澎曾被流放至辽宁尚阳堡，其《贺新郎·塞上》下阕云：“羊裘坐冷千山雪。射雕儿、红翎欲堕，马蹄初热。斜亸紫貂双纤手，搊罢银筝凄绝。弹不尽、英雄泪血。莽莽晴天方过雁，漫掀髯、又见冰花裂。浑河水，助悲咽。”即与其纤柔之作迥然不同。南方词人进入北方生态环境之中，其创作常会融入厚重雄浑的因子，这种情况屡见不鲜。

更需注意的是，清词中的异地地理，不仅仅限于中国本土，还应包括域外。晚清时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，有词人曾远赴异邦，其创作空间更为扩大。如潘飞声曾居德国柏林，词中对德国风景、古迹、风土人情多有描写，这在清词史上颇为少见。题材的更新也带来风格的变化，潘词本以艳丽为主调，后以“瑰奇”闻名于世，正根于此。可见影响清词者除了中土文化，还有海外风情。

三

以上是就本土与异地地理分而论之。在清词的嬗变历程中，当然不会非此即彼，只产生单一影响，而往往是两者皆有。如朱彝尊词向以“清空”闻名，上文曾论及其创作与故乡浙江自然、人文环境之关系。不过朱词也有高亢沉雄之制，此类作品创作于游历北方之时，地点有山西雁门关、北京居庸关、河北燕台等，不难看出异地地理的影响。再如甘肃词人吴镇，严迪昌《清词史》谓其词带有“北方人特有的豪健爽利”，指出其词之北方风味。清人杨芳灿所作词跋又云其词有“白石之清疏”，其实吴镇未必刻意学习姜夔。若结合创作空间，其清俊秀美之作以写湘地风光之《西江月·襄樊道中作》《画堂春·清明舟次辰溪作》等为佳，其清疏之风与宦游湖南倒有内在关系。

由此来看，作家之创作常常受到本土与异地地理的双重影响，呈现出二者并存的状态。至于何者影响更大、更为深远，应该说大多数情况下前者为基础，后者为变调。比如对于朱彝尊来说，本土的影响显然更多。不过，变调不意味着不重要，对有些词人来说，异地地理的影响反更加值得关注。比如屈大均，其《骚屑》一集词风多样，深沉凄凉者有，香柔婉丽者亦有，都不乏佳作，南国风味颇为浓郁。然而其中最为人称道者，还是其雄浑劲健之作。此种风格之形成，正与其曾多年游历秦、陇等地，来往于苍茫寥远之边关绝塞有关。其作于西北的作品往往呈现出大开大合之势，如“大黄河、万里卷沙来，沙高与城平”（《八声甘州·榆林镇吊诸忠烈》），又如“雪压天低，云随山断，咫尺长城无影”（《苏武慢》），大笔勾勒，词境极为辽远。屈氏返粤之后此类风格即不多见，而以婉约为主，但其词坛地位之奠定，恰因塞外之作。因此本土与异地地理的双重性，又因词人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与内涵。

概言之，地理环境与清代词风的生成有密切关系。其中既有自然因素，又有人文因素；既有本土因素，又有异地因素。对此我们应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情况，既作静态考察，又作动态分析。由此出发，努力揭示出地理环境如何转化为文学创作的内在动力，发掘出清词风貌中的地域因素，由此深化对清词的认知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不能将地理与清词简单、生硬地连在一起，要避免地理决定论。毕竟文学现象极为复杂，往往是时代、地理与个体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
（作者：范松义，系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）